又到冬天，又是礦難高發期。11月25日、26日兩天，黑龍江舌耕內雞西、云南省富源和山西省臨汾先后發生礦難，造成至少77人死亡。其實，今年11月以來，引起媒體注意的重大礦難(超過10人死亡)已有7起，遇難人數接近200人。

　　實際的礦難死亡人數應該不止這些。據有關部門統計，2002年以來，我國每年煤礦事故死亡人數在6000人左右，平均每月500人。而11月份屬于礦難高發月，傷亡人數肯定要超過平均水平。平均每天有十幾個人死在礦下，但是我們顯然不是每天每月都在關心這個話題。有更多的礦難，更多的死亡，沒有被媒體報道。其中原因，多半是媒體已經不那么關心，媒體已經有點不耐煩。簡而言之，礦難已經不那么具有新聞價值了。

　　2003年，礦難還可以引起媒體和公眾很認真的討論。在2004、2005年，由于幾次特別重大的礦難，媒體給出來相對深入的報道和相對全面的反思。去年8月廣東興寧礦難、11月七臺河礦難之后，有雜志將礦工列為2005年年度人物——有關礦工的輿論似乎就此達到高潮，能夠說的話全都說盡了。

　　其實礦難的問題確實并不復雜，成因也不難厘清：地方政府監管不力，官煤勾結情況很嚴重；礦主當然不是菩薩，為了巨額利潤當然要拿礦工的生命去冒險；礦工當然都明白下礦井的風險，既是生活所迫，也可以說成是自愿的選擇。再有就是，煤礦產業結構不夠合理，大量的私人小煤礦事故多發，難以監管；以及煤礦行業整體的生產設施落后，安全基礎薄弱。

　　將上述因素分析清楚之后，人們又進一步找更為根本的背景：社會底層的勞動力定價普遍過低，以及工作機會過少。生活所迫，人們不得不接受生命得不到尊重的采礦業，這無疑是令人悲哀的選擇。也恰恰是因為勞動力供過于求，采礦業根本不需要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利潤，在東北一些煤礦，偽滿時期的設備還在運轉。而且，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屬于高能耗型，對能源的需求推高了煤價，在客觀上鼓勵礦主冒險。另外，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員對政績的片面追求，權力與資本的非法勾結，往往成為中央監管采礦業的重重迷障，以及法律和輿論照亮黑暗的層層遮掩。

　　將這些更大的背景都梳理清楚之后，人們幾乎只能發出一聲嘆息。似乎從中國的發展階段看，幾乎可以說，礦難，就是中國當前的一個現實，是發展必須經歷的痛楚，是某種意義上的必然。但人們在翻出西方的例子來證明這種必然的同時，似乎忽略了，西方已經經歷過的解決之道，足可以為我國借鑒，無論是以立法手段加強監管，還是以經濟手段加以約束，礦難都是可以避免的。

　　媒體，公眾輿論，將礦難作為一個議題來處理，通過追溯原因，分析局面，將礦難嵌入了它生發的背景，也將注意力從礦難轉移到了它所生發的背景。于是現實之痛就變成了現實。現實的意思就是，你必須接受。這是多么狡詐的路徑，媒體和它所揣測的讀者們，一舉排遣了礦難所造成的心理不適。有關礦難，能夠說的話都已經說了，能夠采取的措施似乎也都已經采取了——我們還能做什么？

　　然而礦難還是礦難。它還在發生。從歷史的社會的大視野里抽離出來，拋開所有關于成因的分析和辯論，直截了當去想每年6000人的死亡，去想這6000人曾經的人生、可能的生活，去想700萬煤礦工人面臨的風險、正在經歷的生活——礦難其實很簡單，它讓人感到原始的人道痛感，它讓人感到自己身在其中的這個社會，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錯。痛感的存在就是為了引起注意，就是為了警告疾病的存在。麻痹疼痛不等于消除疾病，保持疼痛才能持續關注疾病，持續關注之后才有希望痊愈。(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