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山西是我國的煤炭大省，可以說，山西煤炭是我國煤炭行業的代名詞。進入21世紀以來，“煤炭資源整合”成為山西政府工作報告中年年出現的字眼。特別是今年8月以來，山西煤炭資源重組進入實質性階段，這項工作的推進引起了全國的關注。目前，山西煤礦兼并重組雙方已有九成簽訂正式協議，兼并主體進駐率80％，接管率達68％，行業整合取得重大進展。但是，圍繞山西煤礦整合的議論卻一直沒有停止。

對此，本報特邀請中國地質大學副教授杜國銀就山西煤炭整合進行分析解讀。

記者：山西煤炭生產總量占全國的1／4以上，為我國的工業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請您簡單介紹一下山西煤炭業的情況。

杜國銀：山西煤炭資源儲量與煤炭產量在全國的地位以及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甚至一說到煤炭，就把它當作山西省的代稱。但我們都明白，這一稱謂既代表了山西煤礦開發的榮耀與光輝歷史，也暴露出山西省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的隱憂。

多年來，以煤炭開發為支柱產業的山西省一直把提高煤炭開采的經濟效率，改善結構，提高資源利用率，改善環境，促進煤炭業技術進步作為煤礦治理整頓的目標。其實，山西省對煤礦企業的治理整頓已開展了多年，此次只不過借全國礦產資源整合加大了力度而已。

煤礦整合，整合的對象自然是煤礦開采企業。在此次整合前（2006年底），煤礦礦井數4389座，而今年礦井數已由去年的2598處減少為1053處，30 萬噸/年以下的礦井全部淘汰關閉，保留礦井全部實現機械化開采。其中，90萬噸/年及以上的綜采機械化礦井占到2/3，平均單井規模由36萬噸/年提高到 100萬噸/年以上。由此，山西省將形成4個年生產能力億噸級的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3個年生產能力5000萬噸級以上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11個年生產能力1000萬噸級以上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72個300萬噸級左右的地方集團公司。全省辦礦企業由2200多個減少到近130個，其中央企及省外大企業辦礦46處。

記者：客觀來說，山西小煤礦很大程度上充當了山西煤炭生產的主力，這次山西煤炭整合為何拿小煤礦開刀？

杜國銀：從廣泛的意義來說，小礦在我國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小礦對解決我國礦產品供應短缺、消化農業剩余勞動力乃至提高礦產資源整體利用水平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國礦產資源的主要特點是小礦多、貧礦多、難選礦多，再加上煤礦在我國南北差異大，這些特點決定了小礦、小煤礦存在的客觀必然性。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小礦的發展有其先天的不足和成長的致命弱點，那就是技術落后、競爭力差、規模效益、產業鏈效益差，難以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如果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礦產儲量集中的地區，小礦占了礦產開發的半壁江山，那這個地區的資源效益和礦業開發的整體效益必定好不到哪里去，而到本次整合時，小煤礦產量仍占將近50%。山西煤炭資源豐富，煤田規模大、儲量集中，煤質好、煤種齊全，這種狀況必然嚴重制約山西煤炭資源效益的充分發揮。所以，逐步減少小煤礦的數量，壓縮小煤礦的產能，打造高效、先進的大型煤炭企業，發揮煤炭資源的規模優勢，對山西來說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就山西煤礦整合中的小煤礦而言，我想談兩點看法，一是根據國務院礦產資源開發整合的意見，目的就是治理我國礦山企業“多、小、散”的局面。整合必定是大礦并小礦，技術先進的兼并技術落后的，否則就失去了資源整合的意義。這是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礦業技術進步的必然要求。我國是礦業大國，但卻不是礦業強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礦山企業、技術居于國際領先水平的礦山企業很少。如果小礦的發展阻礙了這一進程，整合是必須的。所以，山西煤礦的整合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拿小煤礦開刀。二是山西“小煤礦”的規模界定問題。此次山西煤礦整合力度之大可謂全國之冠，30萬噸/年以下礦井一律關閉，整合后單井產量在90萬噸/年以上。可以這樣理解，30萬噸以下年產量在山西屬于小煤礦，年產量30萬噸~90萬噸也被認為是沒有規模效益的礦井，當在兼并之列。我們知道，礦山企業的規模效益與其他工業企業的規模效益不同，礦山的規模效益嚴格受礦床儲量規模的制約，只有當礦山生產能力與礦床儲量規模相匹配時才能顯示規模效益。這就是說，山西省本次確定的兼并礦井規模下限是需要經濟技術論證作依據的。

因此，有兩個問題值得考慮，一個問題是整合后全部維持單井產量90萬噸以上，保有儲量能維持多少年？盡管山西煤炭資源豐富，是否能保證礦井所在煤田一定時期內都能達到采儲平衡？第二個問題是關閉的90萬噸或者30萬噸以下的礦井，這部分資源如何處理，是否會造成新的資源閑置或浪費。

記者：您如何看待山西煤炭整合這一舉措，對未來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

杜國銀：這一舉措對社會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從近期來看，山西煤礦整合對于整頓礦業秩序、改善不合理布局、促進礦山安全與環保等方面均有重要意義。至于整合后會取得什么樣的效果，這取決于很多因素，既有整合本身的科學合理性，也涉及其他相關配套政策措施是否得當。如果整合后山西煤礦資源開發的經濟社會效益能得到顯著提高，煤炭的資源利用效率，經濟運行效率顯著改善，則整合的效果良好。而從長遠來看，此次整合將徹底改變山西煤礦“多、小、散”的狀況，為山西省從煤炭大省走向煤炭強省奠定了基礎。

記者：對山西煤炭整合，社會上有種觀點認為兼并重組是變相搞“國進民退”，您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杜國銀：礦產資源整合是政府主管部門根據我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現狀推出的一項旨在提高全行業經濟效率的政策舉措。礦產資源作為全民所有的資源，政府主管部門有權、有責任根據需要作出有利的政策調整。目前存在的對礦產資源整合，尤其是山西煤炭整合的異議和不贊同意見，也是我國礦產資源開發管理政策長期失衡的結果。有反對意見不一定就說明這一政策就不行。過去這些年，我們強調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把礦業權的交易完全推向市場，當礦業繁榮時，各類社會資金紛紛涌入礦業權市場，其中不乏投資者的投機行為。這類投資者對礦山開發一無經驗二無技術，有的根本就沒打算進行勘查開發活動，只想在礦業權市場上賺一筆走人。投機的大量存在增加了真正從事礦業開發業主的交易成本，也降低了整個礦業經濟系統的效率。同時，投機的存在會進一步擾亂礦業秩序，加劇礦業權市場的混亂。投機的出現是市場不健康發展的警信標志之一，作為礦業權市場管理的政府主管部門應及時采取措施杜絕投機行為。所以礦業權管理的失控以及小礦的比重過高是導致采取整合手段的兩個主要因素。

我國礦產資源屬于公有產權資源。對于政府部門來說，采用市場手段亦或行政手段本無可非議，但由于整合導致一部分投資者的利益受損，所以，社會上存在的對整合的異議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政策推行的代價。對于政策的執行者和政策的實施對象來說，都不應認為“國進民退”是資源整合所要的結果。原則上，無論國有礦山還是民營企業，只要具備條件，都應該在資源整合中占有一席之地。只不過現在國有礦山大多符合整合條件，民營礦山大多是被整合的對象。這是需要改變的狀況，不然，我國礦業開發就會從一種結構失衡走向另一種結構失衡。

記者：此番山西煤炭整合方式有直接出售給國有集團、以礦作價入股國有集團、以及聯合重組地方煤炭集團三種。根據一些媒體的報道，社會對山西煤炭整合方式爭議較大，您如何看待這種整合方式？

杜國銀：從生產能力，技術力量，經營管理，資金積累等辦礦條件看，國有大型煤礦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山西煤炭整合方式以國有大型煤炭企業為主導這是必然選擇。但在執行整合的過程中，政府主管部門、國有煤企、小煤礦“煤老板”必須明確各自的角色、作用。整合是企業通過收購、兼并、重組來實現的，這是市場行為，應通過雙方充分協商解決。政府的作用是引導與調解，保障交易的公平與公正。

一種政策的推行必定有受益者，也必定有受損者。對于損失要分清哪些是受損者應承受的“合理”損失，哪些是政策可以彌補的損失。礦業投資本來是高風險投資，投資者理應承擔這種投機風險損失。但對于合法經營，業績良好，完全是由于政府政策失衡造成的損失，政府應該采取措施給與被整合者合理的補償。

此外，需要明確的是，如果整合后國有礦山占壟斷地位，只能被看作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狀況。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民營資本實力雄厚，需要尋求投資渠道。所以完成整合以后，如何引導民營資本進入礦業領域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記者：您覺得在山西煤炭整合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環節和問題？

杜國銀：此次山西煤炭整合不僅在本省反響巨大，其他有關省份也是反應強烈。就山西煤炭整合而言，我覺得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整合后能否在一定時期內維持產儲平衡，保持產能持續穩定，是能否發揮規模效益的必要條件。從目前整合的結果看，山西全省的產煤能力由年產煤近5億噸提高到近9億噸，單井生產能力也大幅提高。如果勘查與礦山生產勘探跟不上，備采資源儲量不足，將極大影響礦山生產能力的發揮，從而達不到整合的預期目標。其次，妥善解決小煤礦及其他煤礦業主的退出問題。如果對退出業主的問題不能合理解決，最終會影響到整合的順利進行。最后，加強對整合后煤炭企業的管理，是對整合效果的鞏固，應在管理、技術構成、經營水平等方面上一個新臺階，形成具有國內和國際競爭力，境內外開拓市場的龍頭煤炭企業隊伍。

來源：中國國土資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