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的烏蘭木倫鎮，首先要穿過一場風雪和大片的流沙。在這片脆弱、多變的邊際土地上，偏偏有著上帝豐厚的禮物：煤炭。人們認為它的歸宿就在市場，它是鄂爾多斯高原的資本，為了進步，人有權利去利用這個資本。他們不希望自己的銀行存款和土壤一起枯竭。 中國最大的“煤變油”項目——神華集團煤液化項目——就落戶在這個毛烏素沙漠邊緣的寂寥小鎮。這是世界第一家煤直接液化生產廠，總投資600億元，是中國產煤區能源轉換的重點示范工程。由此，蒙語意為“圣主陵園”的伊金霍洛就成為中國能源革命的延安。 一位靠講饑餓的故事而贏得當地人尊敬的老人說，當年還有個“水變油”，都是假的。高原的陽光在他深深的皺紋中轉動。 “煤變油”不是假的，它已經具有百年科研基礎，有直接液化與間接液化兩種。直接液化技術是指在高溫高壓條件下，通過加氫使煤中復雜的有機化學結構直接轉化為液體燃料，在進行提質加工后可生產潔凈優質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間接液化是將煤首先經過氣化制成合成氣，合成氣再經催化合成轉化成汽柴油，操作條件溫和，幾乎不依賴于煤種。 工程當局的報告顯示，神華集團在對比了直接液化和間接液化技術之后，認為“無論從神華煤的適用性還是項目的經濟性考慮，在現階段條件下，直接液化技術具有較大的優勢”。 早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就建有12座煤直接液化工廠，年產汽柴油430噸。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目前世界上形成以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但因為煤炭價格過高——在德國，1噸煤炭的價格合人民幣1400元——以及昂貴的人力成本，致使“煤變油”喪失市場。相反，煤炭資源豐富的南非因其煤價低于歐美，人力成本相對低廉，煤間接液化產品具有相當競爭力。 很多人認為，中國作為世界第一煤炭大國、第一人口大國，這兩項成本比南非更低，煤液化的商業利用前景廣闊，所以，利用美國技術的神華項目在國內石油供給不足、國際石油市場價格變動不居的情勢下建設，不僅可以促使內蒙古的煤炭產業升級，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多元化降低石油儲備風險，保障中國能源安全。 不過，據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大東估算，當前煤炭液化項目的投資產出比，是生產1萬噸油需要1億元的投資，而沿海煉油廠擴建的投入產出比是每增產100萬噸油投資不能超出10個億，兩筆賬一算，煤炭液化投資過巨，沒有利潤可言。所以他認為，要從戰略高度而不僅僅是從經濟利益角度看待“煤變油”。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的朱德仁教授另有一本賬：煤炭液化與煉油都有一個從勘探開采到最后出油的過程，從前期勘探開采這一環節來講，煤炭的花費遠遠小于石油，如此算法，二者的全程投入相差不多，何樂而不為？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員、國家煤轉化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兼首席專家李永旺則說，“一旦百萬噸級的裝置投入運行，就會產生規模效益，大大降低生產成本。” 按照目前規劃，神華煤直接液化項目到2008年一期工程全部建成，產量500萬噸，二期工程之后的總產量是1000萬噸。這樣的生產能力與同期石油總消耗量相比，依然是杯水車薪，顯然，若要以“煤變油”技術降低中國的石油儲備風險，僅僅一個伊金霍洛旗還遠遠不夠。中國正在以內蒙古、陜西、山西和云南為基地，加快推進“煤變油”戰略。 其實早在“六五”期間，國家計委就在中科院山西煤化所部署煤間接液化關鍵技術的攻關。近年來，山西煤化所研究開發的漿態床合成油關鍵技術，可使催化劑在噸油中的成本從1200元降到200元以下，進而可以使噸油成本控制在2000元左右，與煉油產品成本相近。山西煤化所所長孫予罕說，如此，每桶汽柴油產品的成本可以控制在20美元左右，低于國際石油組織規定的每桶22到28美元的價格帶。 不久之前，中科院和山西省政府簽署了“發展山西煤間接液化合成油產業的框架協議”，根據這個協議，在今后5－10年內，山西省將依托自己的煤炭資源優勢，借助產業化部門的加盟，通過國家投資和社會融資方式，在朔州和大同幾個大煤田之間建成一個以百萬噸煤基合成油為核心的、多聯產特大型企業集團。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山西在省市區經濟的互動中，始終處于不平等交換地位。它長期服從于全國的產業布局，處于國家工業體系的最底層，只提供廉價的原始資源。李永旺說，按照當前煤炭液化項目1萬噸油1億元的投入產出比，地方政府和企業無法承擔。這些在山西工作的專家認為，山西省委省政府應該抓住國家能源戰略調整的契機，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爭取國家支持。 但是，神華集團帶著國家的投資越過山西進入陜西和內蒙古。1998年1月，國務院批準煤代油基金劃歸神華集團公司，2002年9月，國家計委批準神華煤直接液化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作為在國家計劃中實行單列的國務院大型試點企業集團，神華負責統一規劃和開發經營陜西神府和內蒙古東勝（即鄂爾多斯）礦區的煤炭資源以及與之配套的鐵路、電站、港口、航運船隊。 2003年，伊金霍洛旗所在的鄂爾多斯市原煤產量達到8103萬噸，超過山西大同2000萬噸，一舉成為中國第一產煤大市。《鄂爾多斯日報》2月3日報道說，鄂爾多斯構筑國家級最大的能源基地已經顯見成效，形勢大好而不是小好。鄂爾多斯副市長王秉軍說，到2010年，鄂爾多斯的原煤產量一定能達到2億噸。由于運輸半徑要比山西遠一些，鄂爾多斯1244億噸儲量的原煤更倚重就地轉化，比如“變賣煤為賣電”等等。 中科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員王洋認為，直接液化對煤種要求較高，鄂爾多斯是新開采區域，煤質較山西更好，號稱“一高四低”——高發熱量、低硫、低灰、低磷、低成本——這對于投資商來說顯然更具吸引力。 “還有其它更復雜的原因，但那不是我們技術人員能夠影響的領域。”王洋說。這位人造石油專業出身并在美國深造多年的專家之言，可謂“此中有深意”。但我們在伊金霍洛聽到的卻是一個傳奇。 原來，如斯巨大的項目最終落戶于偏僻的伊金霍洛荒漠，與原鄂爾多斯市市委書記邢云長達6年的“摽功”不無關系。1996年，東道主邢云熱情款待參加煤礦開業典禮的神華集團董事長葉青，交談時，葉青無意間透露“煤變油”直接液化技術有可能作為能源戰略項目在國內上馬，邢云為之怦然心動。此后，邢云每次進京必到神華總部探詢。該項目被提上議事日程后，邢云干脆駐扎在京“盯梢”，并主動將當地的煤送往美國做試驗。 當地一位官員告訴記者，長期以來，從自治區領導到各旗鎮負責人，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跑項目、引項目上。項目熱還生發了約定俗成的“項目禮儀”：100億元的項目，必由自治區主席親自到機場迎接客商，50億元至100億元之間的，由自治區副主席迎來送往。“現在是呼和浩特的市委書記一發言，包頭的市委書記就擦汗；包頭的市委書記一講話，鄂爾多斯的一把手就緊張。比著干、摽著干，在我們這里蔚然成風。” 神華“煤變油”項目就這樣被邢云“摽”到了只有13萬人口的伊金霍洛旗。這個故事講給山西的專家聽，他們連連搖頭，一臉苦笑。但失望的不僅僅是他們。列入國家“十五”計劃的黑龍江依蘭煤炭直接液化重點項目，也因為資金原因被迫擱淺。依蘭的長焰煤和雙鴨山東榮煤曾經被認為非常適合直接液化，而據黑龍江省煤田地質局測算，依蘭煤田的煤炭儲量達7．9億噸，其中可開采的高級儲量為4．2億噸，能夠滿足煤炭直接液化工廠100年使用。那里本來可以成為像鄂爾多斯一樣取之不竭的自動取款機。 國家煤轉化重點實驗室首席專家李永旺說：只有技術進一步創新，把成本降下來，地方政府才有能力做更多這樣的項目；只有形成公司化、市場化運行機制，科研單位與企業聯合形成開發公司，技術才能介入到企業開發當中，煤液化技術開發才能進入良性軌道。這位不太喜歡“煤變油”提法的專家呼吁，對待煤炭液化要少些盲目，多些理性，“千萬別再重蹈合成氨（改以油、氣為原料制氨為以煤為原料制氨，簡稱油改煤）的覆轍”。 對于中國來說，它是一個具有政治理想的經濟藍圖。它不能僅僅成為一個塞外傳奇。 王洋研究員認為，現在來看，神華煤液化項目對于企業個體和內蒙古來說固然是好事，但作為當前世界惟一的煤直接液化生產項目，許多環節還有待實踐，所以目前不宜將攤子鋪得過大，尚須循序漸進。而神華將在2005年8月建成的第一條生產線，總投資就高達280億元，王洋個人意見是“風險太大”。 2月5日，農歷元宵節。在通往烏蘭木倫鎮煤液化項目工地的公路邊，矗立著伊金霍洛旗的政府機關大樓，恢弘的建筑裝滿了過往的大風。本來遠離城市工業體系的伊金霍洛旗官民，在大樓前的廣場上載歌載舞。把它們帶到這里來的，不僅僅是幾十公里之外的機器和生產模式，更是一套價值觀念和一種經濟模式。塵土在他們的牙齒之間摩擦著，為了洗掉它們，必須到很遠的地方去取水。首席記者 仲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