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中午1時30分，坐落在廣東省梅州市興寧的大興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123名礦工命喪深井。

    就在大興事故前幾小時，一個由7名高級工程師和研究員組成的專家組，向當地政府提交了一份《廣東省四望嶂礦區水淹區下安全開采可行性專家組論證意見》，稱大興煤礦所在的四望嶂礦區“所開采的煤層大部分都已在水淹區影響范圍以外，其正常條件下的開采是安全的”。

    此時此刻，在探究悲劇發生的原因與責任的同時，這份“權威”的專家論證意見書格外引人深思。

    專家組與廣東省安監局：

    兩個不同的“結論”

    據梅州市常務副市長蔡小駒介紹，興寧市羅崗鎮之前發生一起煤礦透水事故后，包括大興煤礦所在的四望嶂礦區所有煤礦均處于停產整頓狀態，有關部門請權威專家對這些煤礦能否安全生產進行論證。專家組于8月4日至7日進行了勘查和論證，并形成了這份論證意見。四望嶂礦區內產能最大也是隱患最大的大興煤礦7日中午發生特大透水事故時，專家組4人剛走、3人正準備前往機場離開。

    這份簽署于8月7日的專家組意見，共分4點意見和5點建議，“通過聽取匯報、井上下踏勘、查閱資料、計算驗證和討論分析等工作，形成專家論證意見如下：1、各礦構筑的防水閘墻，經過近5年的抗水體考驗，證明質量可靠，起到了有效的阻水作用。2、各礦井深部水平的開采上限已降至-250米至-290米以下，分別留設的垂高70米至110米防水煤柱起到了有效地阻水作用，所開采的煤層大部分都已在水淹區影響范圍以外，其正常地質條件下的開采是安全的。”

    雖然意見的第三四點像教科書一般提出警示：“在煤層傾角較大地區容易在開采后產生抽冒”，“在地質條件異常的情況下不能排除老空積水潰入礦井的可能”，“對水淹區下壓煤的開采按試采要求進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從總體上看這個“意見書”還是認為這些煤礦是可以有條件開采的，并提出5點有關開采的建設性意見。

    這份由7名全部是高級職稱的專家提交的安全開采可行性論證意見，與廣東省安監局7月22日向廣東省政府提交的《關于關閉興寧四望峰礦區水淹區下六處煤礦的緊急請示》的結論是不同的。廣東省省安監局以急迫的心情提出關閉，理由如下：

    第一，興寧四望嶂礦區水淹區下6處煤礦全在水淹區下開采，積水達1350萬立方米，存在嚴重水患，多年來一直被廣東省視為重大事故隱患。2001年7月，時任廣東省省長盧瑞華提出必須將上述6個煤礦一律關停。但這6家煤礦通過一項鑒定后，又被保留下來，并于2002年8月進入“試開采”階段。

    第二，興寧四望嶂礦區的黃槐鎮區域存在地質運動現象，對煤礦開采構成威脅。今年7月10日，這里曾發生2.2級地震，不安全、不確定因素增多，險情難以預料。

    第三，興寧四望嶂礦區水淹區下6處煤礦共有1600人在井下作業，作業面均在300米以下，一旦發生事故，易造成群死群傷。

    “開采安全”意見是怎樣得出的

    這個專家組組長是煤炭科學研究總院西安分院副院長、研究員董書寧，事故發生時他還沒有離開梅州。事故發生后，他也是國務院事故調查組的專家組成員，留在當地參加事故原因調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興寧市通過見面和電話3次采訪了他。

    據董書寧介紹，專家組4日中午到興寧市，當天下午開會查資料，下礦井是在5日下午，分3組到了3個礦井，沒有下到大興礦，7日上午，將專家組意見交給了梅州市安監局和興寧市政府。

    記者問，為什么沒有到大興煤礦井下踏勘？董書寧說，下哪個礦井是政府安排的，他們安排哪個我們就下哪個，這個礦沒有安排。我們知道大興煤礦、大窩里煤礦問題最嚴重，但我們評價的是6個礦，如果單獨評估這兩個礦，肯定結論是不能開采。

    他說，我們這次是應政府的要求來的。我們的論證意見，當地政府同意了。他們同意了，我們才簽了字。我們這次做的是“綜合評價”，開始接受這個任務時，當地政府就介紹這6個礦牽涉到1300多人的就業，每年的財稅收入有3600萬元。實際上這些礦大多數已經開采四五年以上了，按規定是不能采的，以前的開采行為就是在胡鬧。但我們不能這樣說，直接說有點太不留情面了，可能我們的說法比較婉轉而已。如果一上來就否定，好像不符合常理。我目前的心情很復雜，我們來了一趟，該反映的意見都反映了，可能我們的表達方式還可以商榷。

    董書寧認為，既然讓專家來評價，說明這些礦還有價值。

    對于記者提出為何不指出大興煤礦“不能開采”的提問，董書寧說，我們沒有下“不能開采”這個結論的資格和義務。而且如果我們單獨指出這兩個礦不能開采，是不是意味著其他礦可以開采？其實其他礦也存在很多問題，所以我們不能單獨指出，如果指出來可能導致當地政府對其他礦井的安全不重視了。從總體上來說，大興煤礦能否開采，我們還不知道，這要有資質的單位再來論證。

    這份“意見書”后附的專家組名單中，7名專家組成員分別來自于煤炭科學研究總院西安分院、煤炭科學研究總院開采所、濟南煤炭設計院、峰峰集團有限公司、焦作煤炭(集團)有限公司、北京華宇工程公司等單位。

   “我們也不大理解這個論證意見”

    就這份“意見書”的有關情況，記者采訪了廣東省安監局副局長胡建昌。他說，這個有關安全開采的可行性專家組論證意見，在其4點意見中，第一點是正面肯定，第二點是有條件肯定，第三四點指出存在的隱患和問題。

    胡建昌說，我們也不大理解這個論證意見，寫得含混，都是通用性的，水下開采的情況都是這樣的。這個論證意見等于在說，做好了就能開采，做不好就不能開采。這個論證意見開始寫了10多頁，都是教科書上的，所以才壓縮成3頁，特別是其中的5點建議都是通用性的。我們本來建議專家組給每個礦指出問題，希望給每個礦會診，具體一點，但都沒有做到。雖然這6家煤礦年產量幾十萬噸，是當地重要的經濟來源，但在經濟利益和職工安全的矛盾下，還是應該以職工安全為重，所以我們提請省政府督促梅州市政府關閉興寧四望嶂礦區水淹區下6處煤礦。

    針對上述問題，記者再次采訪了董書寧。

    記者：“你怎樣評價這個論證意見？”

    董：“政府讓來做的，還是很切合實際的。”

    記者：“從你們提供的論證意見中，沒有具體指出這些礦哪里有問題，談問題都跟教科書上的差不多。”

    董：“還是有針對的，什么樣的情況下不能采，我們說得很清楚。”

    記者：“你好像在說，‘能開采的地方就能開采，不能開采的地方就不能開采，安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不安全的地方就不安全’？”

    董：“一些內容書上都有，我們是有根據的，是科學的。”董一邊說著，一邊從包里拿出一本專業書籍，向記者翻出有關章節，并念了其中一段。

    在大興煤礦事故現場，記者采訪的一位國家安監總局安全生產監察專員認為，大興煤礦的部分煤層屬于急傾斜煤層，即煤層和水平面的夾角比較大，超過45度以上。如果上部存在水淹區，這樣的礦井是不能開采的。

    專家意見豈能“訂做”

    在采訪中，記者深切感受到，如何規范使用專家意見成為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目前基層政府或企業在決策前利用專家意見“闖關”，強行上項目，而在決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后，又利用專家意見做“擋箭牌”，推卸責任。專家意見似乎變成一個可退可進、可上可下的籌碼，偏離了它作為決策參考、決策依據的本來角色。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肖濱說，目前在一些生產和工程領域，基層政府和企業往往花錢請一些專家來做可行性報告、技術鑒定、論證等，實質上在做之前，就對專家提出了要求、規定了方向，從而使專家意見失去公允性、獨立性，甚至成為偏袒企業的一個工具，出現了“訂做”專家意見的現象。

    像大興煤礦這樣的專家組就是一個“拉郎配”的臨時組織，這個臨時組織沒有評估資質，出具意見很容易受外界影響。如果是由有資質的評估單位接受這項工作，而且是由擁有安全評估資格證書的人員來評估，那么對與事實偏差很大的評估結果，甚至是造成巨大危害的后果，評估單位及人員應該承擔相應責任。當前在安全生產評估領域，也可考慮建立起責任追究回避制度。目前，很多安全評估事項都是由利益主體來委托，即利益主體本身就是委托人，或者實際上就是幕后的出資人，這些委托人在實施委托工作的過程中往往有自身的利益期待，而且有可能在評估過程中對專家進行方方面面的“照顧”。因此，在安全生產評估中應該實行回避制度，首先應該回避的就是企業主、地方政府，委托人應該是上一級政府及職能管理部門。

    律師姚忠平認為，如果專家由于認識水平或獲得的材料有限，作出的結論不科學，這種情況也是有的。但如果專家貪圖私利，故意作出與事實相違背的結論，雖然現行法律沒有相關制裁條文，也應受到職業道德和操守的批判。無論政府還是企業，目前對專家還是比較迷信的，專家意見在政府和企業決策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對專家因主觀原因提供不客觀真實的決策依據，導致重大損失和事故，目前從法律層面追究責任還是個空白，這需要人大和司法部門對此予以關注。

    資料：

    共同的不負責任最可怕

    面對一個高危礦井，一份內容如同“教科書”般的專家“論證意見”是什么含義？那幾乎等同于一份“礦難許可證”。

    礦工的生命安全，在制度上有3道防線加以保護：企業的安全投入、政府的監管和專家的科學意見。在這3者中，專業知識又是全部決策的依據。而在大興，在利益同盟的腐蝕下，這3道防線一一崩塌，代價是123條生命逝去。

    最惡的利益莫過于此：以他人的生命換取自己的利益，以他人的風險換取自己的面子。當科學和良知都變成利益與權力的工具，嚴格的規章制度甚至法律都可以肆意扭曲踐踏的時候，就是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們不能讓專家去承擔全部的責任。常情是，即便這一批專家提出反對的意見，也會有另外的專家開具“通行證”。但在另外一方面，專家們的妥協太輕易、太漠然，有的時候甚至太自覺，以至于難逃“同謀”之嫌。

    現有的制度看起來已經很完善了，但是，當官員、企業主、專家等執行這個制度的人共同尋找其中的漏洞，以謀取個人利益的時候，它就是那么地脆弱，那么地不堪一擊。

    即便如此，也還要繼續完善相關的制度，讓損害公共利益的門檻提得越來越高。而在另一方面，無論個人還是群體，他們進步、發展、成功的最終標準，都只能是人類的良知和生命的價值與尊嚴，而不是任何經濟指標。這才是最終的堤防。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