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是和諧社會的核心和靈魂，礦難頻發是對人的生命權的無情踐踏，是對以人為本的公然挑釁。由是觀之，頻發的礦難無疑是建設和諧社會過程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不和諧因素。礦難何以在一次次嚴厲整頓后一再發生，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有關利益群體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博弈的必然結果，不從根本改變約束條件入手的礦難治理思路，無法緩解礦難頻發的態勢，黑色的礦難就必將化作一把高懸在和諧社會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都將悼下來砍掉社會的和諧，成為建設和諧社會不能承受之重！

一、礦難頻發的宏觀約束條件

礦難發生在煤礦，但就煤礦來談礦難畢竟膚淺，因為煤礦不過是嵌入在我們社會經濟結構中的一個結，它的行為和命運受制于四面八方，因此搞不清宏觀約束條件，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礦難的生成。就筆者觀察，這一約束條件至少包含以下三個部分：

 1、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與能源使用的低效率

盡管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但由于路徑依賴的制約，時至今日，經濟的發展仍未能擺脫粗放、外延的模式。經濟發展對能源的倚賴度居高不下，以煤炭為例，目前我國GDP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需要煤炭增長2個百分點； 2003年我國的GDP總量達11萬億人民幣，占全球GDP的不到3%，而同年消耗煤炭卻占世界總消耗量的30%， 由此推之，世界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僅需煤炭增長為0.8個分點左右。同時，能源的利用效率偏低，每增加1美元GDP，中國所耗能源為世界平均量的3倍、美國的4.7倍、德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由于我國煤的消費量占了能源總量的74%，估計今后20年也將維持在70%左右，在上述兩個因素的推動下，中國經濟增長對煤炭的需求十分高昂。據有關部門最近的預測，到2010年，我國的煤炭產量需要翻番，達到年產30億噸左右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而2004年我國的煤炭年產量也才19億噸左右。煤炭價格的高企有著堅挺的需求基礎。

2、煤炭行業的政府管制與市場化改革

在我國，煤炭行業長期以來被看作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命脈部門而受到政府的嚴格管制。最突出的，一是準入的管制，很長一段時期內，煤炭行業一直是國有經濟的一統天下，國家是一手抓生產、一手抓安全；二是價格管制，由國家統一規定煤炭價格。隨著改革的深化，國家逐步放松了對煤炭行業的管制，逐步引入市場機制：一是取消煤炭部，深化國有煤炭企業的改革，逐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二是引入民營資本；三煤炭價格的雙軌制。市場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煤炭行業的發展，但由于改革配套問題，也帶來一些嚴重的隱患包括：煤炭資源保障度低，盲目投資建礦問題突出，資源浪費情況嚴重；產業集中度、機械化程度和勞動生產率低；行業管理體制過于分散，企業走向市場外部環境不公平，特別是稅賦和企業辦社會負擔過重；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和職工權利維護的乏力，安全投入不足，對民營小煤礦的監管不力，以及煤電價格頂牛等等問題。

3、分稅制改革與地方政府的GDP沖動

八十年代初開始的分權化改革，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的積極性。這主要是因為，分權化通過將一些經濟管理權力從中央政府轉移到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較多地承擔管理地方經濟的職能，可以限制中央政府對地方經濟的過分干預。同時，分權化將地方公共支出與地方的財政收入掛鉤，地方政府只有增加財政收入才能擴大公共開支。這就給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強的財政激勵來促使其盡力謀求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一方面強化了財政分權，另一方面又強化了對地方政府的財政約束。于是地方政府竭盡權利開拓地方財源，各類企業無疑是政府格外關注的對象。在沿海省份，吸引外資、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提高制造業水平、培育第三產業成為政府的首選，而在產煤省區地方政府開拓財源面臨著政策、區位、市場環境、人才等眾多的約束，煤礦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地方財政的支柱，所謂的“靠山吃山”。同時，隨著“發展是硬道理”的日益深入人心，加之全國上下對快速發展的期盼與認同，結果使得地方政府官員誤以為增長就是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就演變成了“增長第一”、“GDP掛帥”，很多地方甚至將GDP作為評判干部政績的核心指標。于是GDP指標成了不少地方官員的追求，成了他們發送政績的信號，為此甚至不惜浮夸造假。今年3月10的《中國經濟時報》披露，2004年各省（區、市）上報的全年GDP匯總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竟高出3.9個百分點，總量差距高達2.66萬億元。此種情之下，產煤省區的地方政府對煤炭企業自然是格外“垂青”，與其造假的GDP，還不如從煤礦挖潛創造真的GDP。

二、礦難頻發的微觀機理：宏觀約束條件下相關利益各方的博弈

在上述宏觀約束條件，與煤炭生產有關的利益各方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開博弈，結果就形成了礦難頻發的必然宿命：

1、追求超產的礦主或煤礦管理層

在煤炭價格一片飄紅的市場形勢下，礦主或煤礦管理層的生產決策行為面臨這樣兩個方案的選擇：一是注重安全、正常生產；一是不注重安全、追求超產。考慮到以下情況，他們往往選擇第二種方案。

從私營礦主的角度看，選擇第一方案：一是需付出大量的安全投入，據報道，一臺綜合采煤機，就價值7千多萬元，這還只是一臺機器的價錢，另外煤礦里的瓦斯抽放系統、皮帶運輸系統等設施，不管哪一樣，動則都是上千萬；二是正常生產產量低，不能充分獲取煤炭價格飄紅的市場紅利，；三是一旦其他煤礦發生重大礦難，現行的處理辦法又是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停產整頓，而何時開工又不由自己說了算，如此以來自己的安全投入就會沉淀下來。選擇第二方案：一來可以省去一筆不菲的安全投入，二來可以最大限度的獲得高煤價的好處，萬一煤價降下來，不是白白損失嗎？三來一旦發生礦難，只要掙得足夠的錢，就能經得起賠償、整頓、追究的折騰，那賠償來說，死一個礦工，大約需要賠償10萬左右，死幾十個礦工才幾百萬，與超產所得及安全投資的節省比，簡直就是毛毛雨。所以，在理性有界的情況下，它自然會選擇第二方案。

從國有煤礦的管理層角度看，選擇第一方案：一是需要大筆的安全投資，因為很多礦山都是老礦，安全投資長期欠帳，據專家估計全國的這一欠帳大約有500億人民幣左右。這筆錢從那里來？再說，自己是有任期的，而且很多煤礦實行的是承包制，自己下大力氣搞的安全投資，一旦自己離職或承包到期，無疑會讓繼任者搭上便車；二是注重安全生產，必定減少產量，由此必然減少利潤，利潤減少既不利于體現自己的業績，職工的收入福利水平也上不去，政府定的稅收指標完成起來也比較困難，很有可能使自己陷入人們常說的所謂“姥姥不疼、媽媽不愛”的境地。選擇第二方案：其一，不用煩心安全投資的問題；其二，能否發生事故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其三，產量提高了，企業的利潤增長了，不出事，大家皆大歡喜，除非出了大事，否則自己的利益不會受到多大傷害。總而言之，得到的好處是切實的，而要付出的成本卻是不確定的。如此一來，他們也會選擇第二個方案。安全就被當成了產量的陪襯而被推倒了企業目標譜系中的邊緣位置，發生特大礦難的孫家灣煤礦貼在宣傳欄里的二00四年的8項奮斗目標中，生產第一位、安全第八位，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注腳！

于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煤礦的超產問題了。包括國有、地方、個體在內的各類煤礦紛紛挑戰生產能力“極限”，多出煤、快出煤。去年全國27個產煤省區中，有20個省區超產，其中19個省區超產在10％以上，福建、陜西、北京超產均在50％以上，約1／3的國有煤礦生產負荷過重，真可謂是“為有高產多壯志，敢把‘極限’壓下邊”

2、拿“人命”換錢的礦工

在礦難路線圖中，最無耐、最令人同情的當屬礦工了。下井作業的礦工，也就是礦難中的絕大部分受害者是農民工，他們面臨的選擇集極其狹窄：當礦工或不當礦工。當礦工，他們自然知道其中的危險，礦難也不是始自今日，但從事這一工作：其一不用多少人力資本投資；其二，工資基本能按時領到；其三，礦難是否發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不見得自己就能碰上。而不當礦工呢？回家種地吧，一些山區的農民所能耕種的土地本身就很少，又加上交通不便、市場信息不靈等原因，種地的收益實在有限；二是家庭生活的一些支出又具有很強的剛性，要贍養老人，子女要教育而費用又不斷上漲，還要交各種提留和攤派，不出來找點活干，的確是生活艱難。去干別的工作吧，如一些危險較小的工作，一來自己缺知識、乏技術；二來我國的就業壓力本來就大，競爭異常激烈；三來有戶口壁壘的阻擋；四來工資還經常被拖欠。理性權衡之下，不少人只能將腦袋別在腰上去干拿命換錢的下井挖煤的工作。很多論者認為，礦工是非理性的，礦難頻發仍然前赴后繼地下礦井，這純粹是書生之論，弄清了礦工的約束條件，我們也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恰恰是他們對生活困境的一種理性反映，實乃不得以而為之！國有煤礦的正式礦工的行為選擇也可以根據上述的分析方法得出，考慮到下崗失業的威脅、再就業的艱辛、扣發獎金福利的懲罰，他們也不得不心懷忐忑地下井挖煤，盡管他們的生產條件較之私營小煤礦的礦工要好許多。

3、熱衷于發送GDP政績信號的地方政府

煤炭行業屬于高危行業，政府賦有不可推卸的安全生產監管責任。在煤炭市場高位運行的情況下，產煤省區的地方政府的監管責任卻很容易懈怠：一是加大監管力度，自己要付出艱辛的努力；二是加大監管力度會影響煤礦的產量，進而影響到地方財政收入和本地區的GDP；三是如果本地區加大監管力度，而別的地區不加大時，煤炭高價格的好處就會被他們獲得，從而影響本地區的GDP排名和政績，當很多的地區都做如此盤算時，合成謬誤就發生了，個體理性疊加在一起就成了集體的、社會的非理性；四是在問責制執行不普遍的情況下，礦難發生后，地方官員得不到應有的制裁；五是對政府官員監督體系還不是非常有效的情況下，部分負有監管責任的官員被被監管者收買成為“管制者俘虜”，甚至于在礦難發生后與礦主“合作”隱瞞礦難傷亡狀況！這種情勢之下，政府就自覺或不自覺與礦主或煤礦的管理層站在了一起，結成了或松散或緊密的強勢利益同盟，竭力抓住煤價高企的難得機遇，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有關成本卻要弱勢的礦工群體以生命風險為代價承擔，明顯與社會公正的要求背道而馳！盡管各地的GDP確實有大幅度的增長，但如此而得的GDP增長，在一些官員看來是政績，但從整個社會角度看，如一位網友所說，是“GDP”災害！

三、改變約束條件是遏制礦難頻發的治本之策

一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礦難頻發是我國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市場反映，不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礦難發生的需求層面就仍然牢固，礦難的發生就存在客觀的基礎。為此，必須大力通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向集約的轉變。

二是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困境

以人為本是和諧社會的核心和靈魂，礦難頻發是對人的生命權的無情踐踏，是對以人為本的公然挑釁。我們需要切實關注包括礦工在內的弱勢群體生存困境，通過改善勞資關系、發展弱勢群體的維權組織、大幅提高對死傷礦工的賠償標準等措施，使他們充分分享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

三是大力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

建設和諧社會，各級政府必須提高執政能力，這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礦難頻發是現階段各級政府執政能力亟待提高的曲折反映，各級政府須切實沖破GDP崇拜的羈絆，真正站在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的立場上，改革政績評價體系，切實轉變政府職能、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建設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最終帶領社會不斷走向更高層次的和諧。

文章來源： 光明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