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造成123名礦工死亡的廣東梅州市大興“8•7”特大礦難事故，國務院調查組明確表示網上流傳的“調查組已經查出15億元涉案金額”不屬實，但也同時表示其事故背后存在嚴重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此前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事故發生后，當地頗有背景的大徑里煤炭公司董事長曾云高及65名管理人員，在事故發生后的第一時間不去“救命”，反而大搖大擺地趕到興寧市召開“緊急會議”，聲稱要拿出3億元“擺平”事故。但這次他們打錯了算盤，國務院和廣東省調查組迅速趕到，曾云高及其他“與會人員”遂作鳥獸散。

　　礦難背后往往有官商勾結的影子，這并不是什么特別現象。《中國青年報》“特別報道”欄目中所刊登的一篇《晉城困局》曾經給我們揭示了山西煤礦老板的發財和消費路徑，令人深思：基層政府中的官員及其代理人緊密結合起來，把持了地方煤炭的生產、經營活動，沒有一定“背景”的人根本不可能插手。結果是：坐擁資源的當地老百姓成為資源收益的“局外人”，眼睜睜看著資源地的官員、商人據此腰纏萬貫(有資料表明有90%以上的小煤礦是官商勾結的非法小煤礦)，而當地生態環境卻迅速惡化，百姓的健康和當地可持續發展面臨威脅。大凡有官商勾結的地方，基本上是由“黑金”控制著當地的政企格局。由于官商緊密結合是煤礦老板們發財致富的“保護傘”，所以后臺官員的一舉一動，調動或者倒臺都關系著他們的身家性命，在極其短暫的“權力有效期”內瘋狂地進行掠奪性開采，就成為煤礦老板們不約而同的選擇。于是，事故頻發和生態環境的迅速惡化就不可避免。

　　據相關統計，我國2004年在煤礦事故中死亡6027人，2004年一年的煤炭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35%，礦井事故中死亡人數占世界死亡人數的80%，平均每天要犧牲至少15名礦工。百萬噸死亡率是南非的30倍，美國的100倍。2004年百萬噸死亡率3.07，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然而，與此相反的是，一名中國礦工年平均產煤量為321噸，僅是南非礦工年均產量的8.1%，美國礦工的2.2%。國務院安全生產監督局局長李毅中曾用一句“業主掙錢、礦工喪命、政府買單”概括了目前煤炭經濟不正常的現象，可以說是再恰當不過了。礦難頻發只是表面現象，而在其背后，將是影響更為深遠的環境和資源的破壞。據調查，最新的鄉鎮煤礦中，普遍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主要表現為“三低一多”即產業集中度低、技術裝備水平低、經營管理水平低及引發的社會矛盾多。據中共中央宣傳部《時事報告》報道，由于技術設備和采礦方法落后，我國煤礦的回采率長期在低水平徘徊——國有大型煤礦的平均回采率大約在40%左右；鄉鎮、集體和個體小煤礦的平均回采率則在20%左右；甚至有的小煤礦每采出一噸煤，就要浪費10噸資源。由于開采方法不科學，我國西部產煤區的自燃現象十分普遍，88個產煤地中，就有42處發生自燃，面積達一百多平方公里。據估計，西北煤田已有21億噸煤被白白燒成灰燼，而且每年還在以1億噸的速度增加，這相當于每年白白燒掉60億元人民幣！

　　在一撥又一撥煤礦老板和地方官員掘地三尺挖走大量財富的同時，留給當地的，是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像在山西，雖山多，但多為荒山，土地貧瘠、缺水、地方病多發，據說這和煤炭開采不無關系。據一位研究人員說，山西煤炭照目前這個速度繼續開采下去，再過20年左右，將無煤可挖。這就是山西百姓的噩夢：幾千年來祖先留下的腳下黑金，全都成了別人的財富；留給他們的，只有窮山惡水。

　　這就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礦產資源既然法律規定為國家所有，但最后國家不見有任何“所有者收益”，得到的稅收也是微乎其微；甚至在大量非法小煤礦里，根本得不到任何稅費。國家最后反而要為礦難和環境破壞買單！

　　原來是我們的礦產資源也得了“所有者缺位”的“國企病”，于是它們被任期極其有限的“代理人”和“內部人”控制，“國家所有”的實質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就被“內部代理人”架空，各種短期行為和瘋狂掠奪便成為常態。不要指望老板和地方官員的“良心發現”；也不要過多依賴于更高一級權力的“鐵腕”整治，那樣的“鐵腕”掛一漏萬，治標不治本。遏制礦難和礦產開發對資源環境的嚴重破壞，有賴于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名至實歸，才能對礦產的使用權、開發權形成實質性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