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末，煤礦行業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仍在不斷發生，又有一大批礦工沒有領上回家過年的工資就遺憾地離開了我們。而更觸目驚心的事實是，今年一年全國一共發生了四起百人以上的礦難，這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去年，全國一年因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達到6027人，占到了全世界礦難死亡者總數的80%。因此，2005年初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升格為“總局”，從副部級變為正部級，在石化系統工作多年，對于安全生產工作有豐富經驗的李毅中臨危受命。在這一年當中，李毅中領導下的安監總局，嚴厲查處官煤勾結，提高礦工死亡賠償金，并計劃對煤礦實行安全風險抵押制度，這一系列措施無疑將對煤礦的安全生產工作起到重大指導作用。

　　但是，要憑借李毅中和安監局一己之力，償還多年來的安全欠賬，挑戰仍然十分嚴峻。因為在煤礦行業中，處于高度壟斷地位的權力直接入市，各種利益鏈條極度扭曲，礦難則是這些矛盾的集中爆發。

　　在礦難中死去的礦工，絕大多數身份是農民。在農業邊際收益不斷降低的今天，農民即便冒死到井下作業，仍然可以獲得比較效益，而在中國，勞動力的供給遠遠大于需求。如果不能縮小農民進入井下的比較效益，使農民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更多討價還價的空間，就很難防止災難繼續發生。

　　我們認為，如果一個城鄉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起來，農民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許多人就不會去從事那些高度危險的行業，而隨著勞動供需關系的改變，這些行業的進入門檻必然提高，就會引發這些行業的技術進步。這樣，我們不需要回到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不需要對生產關系進行革命性的調整，就能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保障社會公正。這是一些發達國家所經歷過的路徑。

　　問題是，在一個正在轉型的國家，建立一個能夠惠及幾億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中的難度可想而知。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很難對現有的勞資關系作出調整。

　　但是，我們也絕不可能在等待和喟嘆中坐待更多生命被礦難吞噬。只是，在面對礦難的時候，很多人習慣于譴責“心比炭黑”的礦主和不作為的地方官員。也有人認為，當務之急是繼續堅持國有礦藏國有開發的道路，因為這些國有礦畢竟有著幾十年安全生產的歷史。但是安監專家們告訴我們，礦難并不只與“黑心小煤窯主”相關，眾多國有礦山在安全生產方面也欠賬嚴重——11月27日，國有黑龍江東風煤礦爆炸，在礦難現場，李毅中怒斥國有礦的負責人：“你們連民營小煤窯主都不如!”

　　實際上，作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無論什么身份的礦主，都要盡量壓低生產成本。而各類經濟人對于必須的安全投入成本多是能省則省的態度。而這正是行政權力配置礦業權資源的現狀造成的。

　　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對礦產資源的管理一直采取行政手段無償授予礦產權，最近幾年雖然開始試行礦業權的招標拍賣，但目前處于“雙軌制”階段，大量的礦業權發放仍通過行政審批方式完成。即使是招標拍賣，也處于走過場的狀態。

　　這種資源無需全面付費的制度當然會造成煤礦的暴利，但是經濟學家周其仁分析說，煤炭高價一定會刺激對“免費的”煤礦資源的競爭，其結果是競爭者爭相“出價”獲取煤礦資源。因此當近乎免費獲得礦業權之后，所有者們必須支出一筆“隱形開支”主要用于收買礦產資源的分配權力。而存在經年、今年浮出水面的“官煤”現象只不過表明，這種權力收買已經找到了更為安全的交易方式，官員占有干股，一分錢不投，直接以權力入股，而“股”是一種永不可退的合約安排。

　　因此，治理礦難絕非一些安全生產措施就能一勞永逸的。權力高度介入市場，長期以來形成了鏈條精密的利益集團，在利益集團的操持下，“半吊子”的改革使得各方利益博弈處于零和狀態。這是當下中國改革最為典型的一幕，這種被無邊界的權力操持的偽改革、假改革，正在讓弱勢一方支付高昂的成本，而在煤礦業，這種成本則是成千上萬條鮮活的生命。

　　我們贊同周其仁先生提出的治本之策，“追加掌控煤礦資源分配權力者以權謀私的成本”。當前看來，其中至少包括全面、普遍地推行一切礦產資源的公開競拍體制，大幅度提升對以礦權謀私行為的打擊力度。而更重要的是警惕這些制度安排蛻變為急就章——由于改革只限于垂直的政府自我完善，沒有對權力邊界的有效限定，官煤利益集團死而不僵，一段時間以后舊體制很可能以新面目復歸。

　　今年以來關于改革的爭論已經使人們意識到，調整利益格局的改革既然涉及到多方利益，那么就應該是“眾人之事”。改革能否闖過大關，關鍵在于要建立利益的均衡機制和利益表達對話機制，擴大公民依法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這也是根治礦難的前提條件。

稿件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