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煤礦事故不斷，但從剛剛結束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視頻調度會議”上，卻傳出來一組頗為“樂觀”的數字。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局長王顯政在會上宣布，在煤炭產量增加2.5億噸的情況下，煤礦安全生產今年可實現“四個下降”：事故下降7%；死亡人數減少下降7.4%；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下降22%；百萬噸死亡率可降到3人以下，下降20%。
    看似樂觀的宏觀數字，卻無法掩 蓋王局長在講話中未提到的一個慘痛事實：在煤礦總事故量、總死亡人數和特大事故統計數字同步下降的同時，今年前11個月死亡超過50人的煤礦“特別重大事故”發生次數已經與去年持平，達到7起，死亡人數更是增加了126人；而今年所有的工礦特別重大事故發生次數和死亡人數則同比增加了1起和198人。
    “海因里希法則”和“霍夫曼經驗定理”
    20世紀30年代，美國科學家海因里希在經過統計研究之后，提出了著名的“海因里希法則”，即1∶29∶300的法則：一件重大災害的背后有29件輕度災害，還有300件有驚無險的體驗。在中國內地對生產安全事故的瞞報現象已經不是秘密，死亡5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顯然是瞞報可能性最小，統計準確率最高的數字(死亡10～49人的“特大事故”的瞞報案例，最近幾年則已是屢見不鮮)。這似是說，我國的安全生產現狀或許未必有如官方統計數字那般樂觀。
    隨著幾次災難的接踵而至，國內學者們對“海因里希法則”的討論正逐漸升溫。幾乎與此同時，國內學界對另一個著名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即“霍夫曼經驗定理”(1931年德國經濟學家W.霍夫曼提出，重工業將在工業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導地位)的爭論也由于“吳厲之爭”而愈發的激烈起來。
    中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于2004年第21期的《經濟管理文摘》上發表長文，明確指出，應“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出現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他認為：中國已出現片面重型化苗頭，即所謂的中國二度重化工業；而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且以重化工為主導的粗放型增長不會長期有效解決就業問題。僅僅十幾天后，同樣著名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的一個學術論壇上即明確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無法繞開這個階段”。
    “死亡指數”正比GDP增長幅度？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安全科學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劉鐵民在幾個月前所做的一份內部研究報告中，從安全生產的角度提出了他對目前中國工業化和GDP增長方式的憂慮。在對建國50多年來我國工傷事故死亡人數與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率等有關數據進行分析研究后發現：工傷事故死亡指數與GDP增長幅度密切相關。
    劉鐵民的研究報告認為，當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顯著加快時，死亡人數指數會明顯上升，反之，也出現下降趨勢。例如在兩次經濟調整時期，死亡人數指數也開始下降并趨于平穩。這種變化與我國安全生產歷史上出現的四次事故高峰(1958年～1960年，1970年～1972年，1976年～1979年和1993年～1996年)和兩個最好時期(1964年前后和1997年前后幾年)幾乎完全同期同步。
    通過對經濟增長率與工傷事故死亡人數之間相關性和線性回歸分析，劉甚至得出了一個“死亡彈性系數”：當我國GDP增長率大于5%時，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死亡人數指數隨之增加2.2%，當GDP增長率超過7%，這種同步增長的趨勢更為明顯。因此劉鐵民估計，如2004年的增長指標與2003年相近(9.1)，“工傷事故傷亡人數可能要大幅度增加”。最近一系列重大事故發生，使得劉鐵民的預言和那個彈性系數正在殘酷地得到應驗。
    從劉鐵民的研究結果中，我們能夠發現，決定死亡數字的不是GDP的靜態總量，而是它的動態增長變化。而更確切地說，應當是由于GDP及其增長方式影響的能耗需求的動態變化而引起的。
    不要“帶血的GDP”
    在這次“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視頻調度會議”上，王顯政局長透露了另一組數字：全國煤炭具有安全保障的生產能力僅12億噸，而實際產量卻高達19.5億噸，也就是說有7.5億噸是缺乏安全保障的，其中3.5億噸屬于安全狀況不達標的，剩下的4億噸是沒有安全保障的。超額生產來自于超額需求。王局長就此指出，近期煤礦重特大事故多發“超能力生產應該說是一個主要原因”。在銅川“11.28”礦難發生之后，銅川市礦務局一位副局長就曾聲稱：采煤量加大也是國家的需要，而所謂的“國家需要”，其實質無疑就是GDP高增長下對能耗需求的高增長。
    據報道，銅川礦難的另一個直接原因，是當時煤礦領導以“不下井，就下崗”的威脅逼迫礦工繼續在已經發生火災的礦井采礦。能耗的超額需求和嚴重的社會失業下崗狀況，是導致這次“11.28”事故的兩個重要的宏觀社會背景，
    而吳敬璉在他的否定“重型化”經濟文章中，指出的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將導致的最重要兩個負面影響，恰好就是能源危機和“不會長期有效解決就業問題”，盡管他沒有直接把工礦的高死亡率作為佐證自己觀點的理由，同時也承認重型經濟確實對名義GDP增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而厲以寧在反擊吳敬璉的同時，卻也諫言，在重化工的發展過程中應加強技術創新，減少能源消耗。
    事實上，從西方發達國家經驗來看，工礦死亡人數最高的年份，不是目前的高GDP時期，而是在經濟發展最快，特別是發展重化工業化的過程中，有的甚至比中國目前的現狀更為嚴峻。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業就業人口僅僅5000萬左右的情況下，每年因工傷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逐漸好轉，如今每年工傷死亡僅1800多人。美國的煤炭生產在二戰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數2000人以上，現在每年產商品煤10億噸左右，每年卻僅僅死亡30人左右。被認為和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印度，百萬噸煤的死亡率僅僅為中國1/10左右，兩國GDP動態增長速度的巨大反差，或許是工礦死亡率巨大反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GDP增長指標上的遙遙領先，顯然不能成為我們在安全生產問題上聊以自慰的理由。近年來，“以人為本”和“綠色GDP”開始被引入中國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因為環境要素并沒有進入市場，專家們為此曾提出把倒算法作為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基礎，即按照恢復原有環境的市場成本來估算GDP的環境生態成本。
    人的生命卻是無法恢復和計算其恢復成本的，盡管權威部門已經測算出，中國近年的工礦事故傷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占我們名義GDP的2%——2003年，這個數字是2500億元左右。